“职业经理人”是一个舶来品，在中国近代史中其实也存在着一定的“职业经理人”阶层，为“东家”打理生意的“掌柜”，为“洋东家”开展业务的“买办”。职业经理人与企业之间也就是一种代理与委托的关系。
经邦股权集团薛中行老师认为，近代票号经营的智慧在于采用了东掌治理模式。票号在遇到生存危机的时
候，力挽狂澜的人没有一个是东家，都是他的掌柜们。在那个年代没有任何的信息技术，票号遵循的规则是见票即付，完全凭信用，所有的掌柜和伙计，在没有办法对其他票号进行监督的情况下，各地的掌柜却始终坚守着信义。当然信义的背后是利益，而这个利益机制就是顶身股制。
在非家族经理成长的不同时期，山西票号采取了不同的激励组合（物质激励、社会性激励、情感性激励）来满足非家族经理的不同需求，从而使其不断进取，为票号服务。
从伙友到分号经理：辛金+身股制度
学徒在成为伙友后，可获得的物质激励主要是辛金。辛金的数量并不多，初进号时，可能只有七八两银子，工作十余年后，才有可能达到八十两或一百两银子。据查，清朝七品知县的年收入为1050两，也就是说，资深伙友的收入（按100两计），还不到知县的10%，而能拿到100两辛金的员工又非常少（在协成乾号的一份112人的名单中，仅有3人能拿到）。
在这个阶段，对职工最有激励效应的是身股。如果拥有身股，其收入将大为改观。以大德通票号为例，该号在1889年、1908年和1925年（4年一个账期），每股的分红分别为850两、17000两和8000两。如果某个职工顶人力股1厘，在这三年，分别可得到85两、1700两和800两的分红。如果顶人力股9厘，则分别可得到765两、15300两和7200两的分红。
在本阶段，职工用于顶身股的数量一般在1～2厘左右，和总经理（9～10厘左右）相比，有着巨大的差距。因此，对于未顶人力股或拥有少量顶身股的职工而言，能够不断攀爬，从而得到更多的身股，具有巨大的诱惑力。
从分号经理到总经理：物质激励+社会性激励
在本阶段，分号经理的辛金和顶身股所带来的分红进一步增加。以多数票号，每个账期正常的分红水平为标准（每厘分红800～1000两左右），各地分号掌柜和中层管理人员的身股在5～6厘，可以分到4000～6000两，这与七品知县的收入（1年1050两，4年即为4200两）相比，已基本持平甚至略有超出，如果再加上每年的免费供给（住宅、衣服、饮食等）和辛金，其物质报酬甚至要高于七品知县。
虽然身股可以逐渐递增，但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止步于1股（总掌柜身股最高为1股，是山西票号的行业“潜规则”）。在这一时期，交往关系网络这种社会性激励开始发挥作用。因为山西票号的业务主要靠在外的分号经营，“总店大都出巨款为分店经理捐一候补道之官衔，以增高经理人之人格，且万一遇诉讼时，出入官衔亦较占便利焉”（见东海所著的《记山西票号》）。此外，根据我们对34个非家族经理“社会交往网络”的分析，15位经理在任分号经理时，与政府官员的交往都十分密切，在交往过程中，有些经理甚至获得了官职，并以此来谋取政治或经济利益。可以说，票号经理人通过社会资本的积累，改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使个人的能力和成就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担任总经理后：信任+控制权
在担任总经理后，非家族经理的身股和辛金基本已达到顶点。但从激励的角度看，在这一时期，财东的充分信任为总经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情感型激励。“票号财东一旦选中聘用总经理，则将资本、人事全权委托经理负责，一切经营活动并不干预，日长盈亏平时也不过问，让其大胆放手经营，静候年终决算报告。苟非人力所能制止而散失资金，财东不但不责经理失职，且加慰勉，立即补足资金，令其重振旗鼓。”正因如此，大德恒票号经理颉尊三曾写道：“由财东之识意的信赖经理，于是经理以忠义之答报知遇，此理之固然者也。”
控制权回报更多的是满足经理人高层次的需要，如满足了施展才能，体现企业家精神的自我实现的需要和感觉自己处于负责地位的权力需要。虽然其激励效果会受到经理人任期的影响，但山西票号实施的终身雇佣制度为其获得持久的控制权回报提供了保障。
